编者按：近年来，党和国家持续推进司法整顿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公平正义，营造健康司法环境，稳定社会和谐，推进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。但是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重刑轻实质、公检法机关流水线办案、庭审直播形式化等问题，更有甚者，个别司法工作人员歪曲事实、曲解事实，滥用职权，执法犯法，肆意侵害企业和员工的合法权益。
    本网今天全文转发资深媒体人、法律从业者、《中国青年报》河南记者站原站长韩俊杰为员工维权的文章，请大家、特别是法律界人士辨明是非参与讨论和评论，切实做到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，促进公平公正和司法公信。

     
         在美个朋友公司被控3.2亿元“诈骗案”中，9名被起诉的员工成了舆论焦点。广东肇庆市端州区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他们“明知老板开发交友软件是为了骗钱，仍加入公司提供帮助”，属于诈骗罪的共同犯罪。但庭审现场查明的情况却显示：这些员工大多通过招聘平台进入公司，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无从了解，首先根本不存在“明知老板为了骗钱而加入公司”的情况；其次，他们中有按需求写代码的技术员，有按公司规定接投诉的客服人员——都是靠劳动领薪水的“底层牛马员工”，从未参与过所谓的“公司诈骗行为”，也没有获得工资之外的非法所得。辩护人指出，起诉书对这些员工的指控，本质是将个人履职行为错误拔高为犯罪，是对普通劳动者的严重冤枉；起诉书把这些员工进入公司第一天起领取的工资，甚至被裁员后领取的离职补偿金，都认定为诈骗所得，尤其令人震惊。
            一、技术人员：只做“执行者”，何来“共谋诈骗”？在被起诉的员工中，研发部人员有多名，包括研发负责人张某政、后端工程师王某理、前端程序员曾某豪等。起诉书指控他们“明知软件用于诈骗，仍开发相关功能”，但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庭审证言，彻底推翻了这一说法。软件开发行业有一个基本常识：技术人员是“需求的执行者”，而非“业务的决策者”。互联网公司的分工十分明确，产品部和运营部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功能方案，研发部的职责是将这些方案通过代码实现，至于功能的“业务用途”，技术人员通常不参与决策，也无权干涉。前端程序员曾某豪在庭审上的比喻十分形象：“我就像给舞台剧搭布景的，演员演什么戏、说什么台词，跟我没关系；又像给楼盘做外立面的油漆工，里面是公寓还是办公室，根本不由我决定。产品部提需求，我写代码实现，从来没人告诉我这是骗钱的软件。”后端程序员王某理的经历同样说明问题。他负责开发平台的“附近的人”功能，这一功能被检方认定为“诈骗工具”。但王某理当庭反复强调：“这个功能是所有社交APP都有的基础功能，目的是帮用户快速找到身边的人，提升社交效率，怎么就成诈骗工具了？我开发时只考虑技术实现，根本不知道业务端会怎么用，也没人跟我说过要用来骗钱呀。”事实上，“附近的人”“一键搭讪”等功能，在某信、某陌等主流社交软件中都有，从未有人将开发这些功能的技术人员作为利用软件实施诈骗犯罪的“共犯”。作为研发部负责人的张某政，更是用自身经历证明“明知诈骗仍参与”的指控没有依据。他原本在国企有稳定的高薪工作和股权，生活优渥，之所以加入美个朋友公司，完全是因为与创始人私交甚好，且公司能提供弹性工作制——方便他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。他虽然持有公司1%的股份，但当庭明确否认有决策权：“这1%股份是为了满足‘非一人有限公司’的注册要求，不是为了分所谓的‘诈骗赃款’。公司里的业务规则都是运营和产品定的，研发部只负责技术落地，我从来没参与过诈骗相关的商议，也不知道有什么诈骗计划。”从收入来看，这些技术人员的薪资也完全符合行业标准，并未获得所谓的“诈骗分成”。张某政的月薪与他在国企时相当，王某理和曾某豪的收入也是行业内的正常水平，没有任何“超额获利”的迹象。  
          二、普通员工：履职即“犯罪”？底层牛马员工不该背这个锅！ 除了技术人员，被起诉的还有客服满意部员工应某钰、张某，公司运营部员工柳某、产品部员工罗某军、市场投放部员工张某婷等。他们的遭遇更令人震惊——他们只是按公司规章制度完成本职工作，却被指控“明知老板诈骗而进行帮助”，从入职第一天起的工资，甚至连被裁员后的离职补偿金，都被指控为诈骗所得！ 但是，客服满意部专员应某钰和张某当庭表示，她们进入公司是通过正常的公开招聘渠道，入职后没有发现公司的业务有问题。她们在公司从事的工作，正是落实公司出台的反诈政策，接受用户的投诉，然后按照公司的相关规定予以回应和处理。作为公司最基层的普通员工，她们辛苦工作，每月只能拿到6000元左右的辛苦钱，后来被公司裁员后，拿到了公司依法发放的2万余元的离职补偿金。
          但是，办案机关把她们进入公司后的全部工资收入，包括离职补偿金，都认定为诈骗所得，她们无法理解。 公司运营部员工柳某、产品部员工罗某军、市场投放部员工张某婷也当庭表示，她们在公司相关部门从事基层的具体工作，对公司其他部门及整体运营情况根本无法了解。她们只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，完成合法的工作任务，领取相应的劳动报酬。但是，办案机关把她们进入公司后的全部工资收入，都认定为诈骗所得，她们无法理解。 这些普通员工的遭遇，暴露了起诉书指控的最大漏洞：将“履职行为”等同于“犯罪行为”。在现代企业中，员工与公司是雇佣关系，员工的核心义务是“按岗位职责完成工作”，而非“审查公司是否合法”。客服的职责是接投诉，技术的职责是写代码，他们既没有能力，也没有义务去核实公司的业务是否涉嫌犯罪——这是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职责，而非普通职场人的义务。 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员工都没有“参与诈骗的动机”。他们大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或职场中年人，需要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养家糊口，选择美个朋友公司是因为它是一家在杭州注册的正规公司，有完整的招聘流程和劳动合同，而非“明知是诈骗公司还主动加入”。
 
         三、法律边界：没有“意思联络”，就没有“共同犯罪” 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认定有明确规定：必须要有“共同犯罪故意”，也就是各行为人之间存在“意思联络”——简单说，就是“商量好一起干坏事”。而在美个朋友公司案中，这一核心要件完全缺失，所谓“员工共同诈骗”的指控，从法律层面难以成立。 从庭审证据来看，被起诉的9名员工之间，既没有“一起诈骗”的商议，也没有“分工配合”的约定。研发部人员只和产品部对接需求，财务只和管理层对接数据，客服只和用户对接投诉，不同部门之间几乎没有业务交集，更谈不上“共同诈骗的合意”。张某政作为研发负责人，甚至不知道客服部门的具体工作内容；张某作为财务经理，从未接触过研发部的功能开发——这种“部门隔离”的状态，根本不可能形成“共同犯罪”的意思联络。 程序员王某理说，他每天上班就是写代码，下班就走，和其他部门的人都不熟。 客服满意部员工应某钰说，她连公司老板都没见过，平时只和她的直属领导对接工作。 司法实践中，认定员工构成“单位犯罪共犯”，需要满足两个条件：一是“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”，即在单位犯罪中起决定、批准、授意、纵容、指挥等作用的人员；二是“其他直接责任人员”，即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。而美个朋友公司案中的员工，既不是“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”，也不是“直接实施犯罪的人员”——真正实施诈骗的是个别女主播和“玲姐”这类中间人，员工只是提供了技术、财务、客服等基础服务，这些服务本身是中性的，可用于合法业务，也可被不法分子利用，但不能因为“服务被利用”就认定“提供服务的人是共犯”。
             这就像菜刀的生产者不能因为“有人用菜刀杀人”就被认定为“杀人共犯”——技术、财务、客服等服务，就像菜刀一样，是中性的工具，其本身不具有“犯罪属性”，能否构成犯罪，关键在于使用者的意图，而非提供者的行为。 美个朋友案中对普通员工的指控，引发众多质疑：如果“在公司履职”都可能被认定为“犯罪”，那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感何在？如果“按规章工作”都可能被没收收入，那年轻人的就业信心何在？
            笔者期待法院能够关注以上指控中的问题，依法做出公正的审判。
 

标签： 是员工“共同犯罪” 还是执法者滥用法律职权？